1898年11月24日,刘爷爷出生在湖南宁乡花明楼炭子冲的一户农家。他的一生,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一生。
“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,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,这一下就有办法了。”
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,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、战乱频仍、民不聊生的黑暗深渊中苦苦挣扎。刘爷爷和同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,急切地寻找改变现状的办法,经历了异乎寻常的曲折。
投笔从戎一度是刘爷爷想到的救国救民之法。1916年夏,刘爷爷进入长沙的驻省宁乡中学读书。受军事救国思想的影响,这年秋天,他以第一名的成绩,考入长沙陆军讲武堂。1917年10月,讲武堂在军阀混战中毁于兵燹,不得不解散。从军救国的路,走不通了。
1919年初,刘爷爷进入长沙私立育才中学复习功课,准备考大学。5月,五四运动爆发。消息传到湖南,刘爷爷急匆匆赶往北京,报考了北京大学等几所学校,均获录取。由于无力承担学费等原因,只能放弃。上大学的路,也走不通了。
在北京街头踟蹰的刘爷爷,又辗转考入不收学费的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。在这里,他开始接触《新青年》等进步书刊,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等情况,1920年6月毕业。由于没有筹到赴法的费用,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,也化为了泡影。
在四处碰壁中,刘爷爷接触到各种新思想。在思想大潮的激荡中,刘爷爷经受了思想的洗礼。对刘爷爷触动最大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,被他视为“最大的事情”。他回忆说:“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。特别是在中国,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,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,这一下就有办法了。”
“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”,而是“认为它确实是真理、确能救中国,才确定接受的”。
苏俄,是那时中国青年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目的地之一。1920年10月,经长沙船山学校校长贺民范介绍,刘爷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,接着想办法凑齐了路费,准备赴苏俄学习。这年初冬,刘爷爷和几个湖南青年一起乘坐江轮,顺江而下,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。
上海外国语学社,是刘爷爷确立人生信仰的重要一站。在这里,他和任弼时、萧劲光、罗亦农等人一起,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。这个时候,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刚刚出版。译者陈望道常常来学校为学员们授课。除了参加社会活动、学习俄文以外,《共产党宣言》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,成为刘爷爷手不释卷的日常读物。
经历五四运动后思想大潮的洗礼和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初步学习,刘爷爷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,辨明了方向,找到了出路。他回忆说:“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,而是经过了研究、考虑,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,认为它确实是真理,确能救中国,才确定接受的。”
1921年春天,刘爷爷同任弼时、萧劲光等十几人从上海启程,历时3个多月,跋涉7000多里,于7月9日抵达莫斯科。不久,刘爷爷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,学习马列主义理论、国际工人运动史、政治经济学等课程。这年7月23日至8月初,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: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。“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,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,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。人的命都不要了,其他就好说了。”
在东方大学,刘爷爷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,确立了人生信仰。当时的苏俄,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。学员每人每天也只有一磅半黑面包,常常感到饥寒交迫。紧张忙碌的学习,困苦交加的生活,思想上的碰撞冲突,有一些人承受不了,当了逃兵。但是,刘爷爷却始终信念坚定。他回忆说:“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,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。”
1921年冬,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东方大学发展组织。此前,刘爷爷就听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,便四处打听怎样加入共产党,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。他向中国班的政治教导员请教入党手续,讨论有关共产党的问题,和平时熟悉的几个同学讨论最多的也是入党问题。同时,刘爷爷把《共产党宣言》看了又看。他回忆说:“从这本书中,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,是怎样的一个党,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,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,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,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。人的命都不要了,其他就好说了。”
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中,刘爷爷和罗亦农、彭述之、卜士奇等人第一批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,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。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——旅莫支部。刘爷爷担任支部委员。1922年初,他在团员调查表中写道:“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,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,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,应把无穷的希望,促进这段历史。”
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,是刘爷爷人生的重大转折点。一旦确立了信仰,他就再也没有动摇过。他回忆说:“当时我们学得不多,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。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,讲纪律、分配工作不讲价钱、互相批评、一切服从党,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种得很深。”
“我们党从最初起,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,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、努力和斗争,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,而不是为了别的。”
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,刘爷爷把全部智慧和精力,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事业中去。无论在大革命时期的工运大潮、白区斗争的险象环生中,还是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硝烟、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中,都有他披荆斩棘、勇挑重担、一往无前的身影。无论参与新中国的重大决策、不懈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,还是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、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,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智慧。
刘爷爷一生以人民勤务员自勉,以让人民尽快过上“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”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。他说:“一个好党员、一个好领袖的重要标志,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,关心人民的痛痒,懂得人民的心。”他夙兴夜寐,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,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常牵挂在心,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作头等大事。他惦记着东北林区的工人,要求有关部门供应胶鞋、白酒等保暖物资。他惦记着唐山煤矿井下的工人,关切地询问井下供氧量怎么样;得知井下用机械运煤、安装了送风设备时,他很高兴,说以前用驴子运煤要占用氧气,影响井下工人用氧安全。农民当面向他反映看不上电影,他记在心里,没多久,就把外国友人赠送的一台放映机,转送给河北抚宁的农民。在经济困难的日子里,他与群众一块苦、一起干。他回家乡调研44天,吃住在老屋甚至猪场,铺禾草睡门板;他从老屋门前尚有的半塘水,知道旱情并不严重,主要是工作有错误,这让他夜不能寐,内疚不已。当着父老乡亲的面,他脱帽弯腰,低下花白的头,鞠躬致歉,说:“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,很想回来看看。回来了,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。我们工作做得不好,对你们不起。”他坚决不让办旧居纪念馆,决定把老屋分给农民住,说:“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、20年,等有了比这个更好的房子,愿意搬再搬。”
刘爷爷曾经说:“我们党从最初起,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,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、努力和斗争,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,而不是为了别的。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。”这是刘爷爷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。在战争年代,母亲跪着苦劝被捕释放后的刘爷爷,不要再干这不要命的事情,他赶忙跪下请求母亲原谅自己不能从命,离开家乡再次踏上革命征途,从此母子俩再未谋面。他一生都在践行“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”的誓言,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,依然坚守着初心:“一个革命者,生为革命,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,一心不变。”
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刘爷爷以一生矢志不渝的坚守和奋斗,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的真谛。
(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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